来源：脑机之声

这几年，脑机接口被放在了“未来产业”的C位：一边是渐冻症患者、严重偏瘫患者通过意念重新“说话”“运动”的故事，一边是地方政府、资本、企业在加速布局临床和产业场景。

与此同时，有一条相对安静但非常关键的线索，也在慢慢成形：如何给脑机接口立规矩，特别是伦理上的边界。最近看到一篇发在《中国医学伦理学》的文章《当前我国脑机接口技术的伦理进展与治理应对》，作者系统梳理了国内关于脑机接口伦理的研究，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思路，挺值得从产业视角看一眼。

 

这篇文献主要围绕三大块展开：脑机接口对“行动主体”的冲击，对“认识世界方式”的改变，以及价值层面的风险和期待；在此基础上，提出了从制度、团队到个人的三层治理路径。下面尝试翻译成“产业能听得懂的话”。

一、脑机接口到底在撬动什么底层问题？

谁在“做动作”：行动主体的变化

传统医疗技术更多是“工具”，医生用、患者被用，边界还算清晰。脑机接口开始做的是另一件事：把人的神经系统和机器直接绑在一起，动作是通过意念发出，设备执行。

这样一来，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冒出来了：

患者通过植入式脑机接口控制机械臂，如果在公共场所撞到了人、打翻了物品，这个动作算谁的？

是“患者本人”的行为，还是“系统”的故障，还是“设备设计方”的责任？

文献里总结，学界现在的普遍态度是：还不能轻易把脑机接口本身当成一个“道德主体”，但也不能简单当成一把钳子、一块绷带这么朴素的工具。它强化了人的行动能力，却让责任归属变得更加复杂：从算法、硬件、手术，到康复使用和后期调参，链条上每一方都牵得上关系。

对产业来说，这意味着：未来一旦出事，谁也别指望一句“系统出错了”就把责任推干净。

我们怎么“认识世界”：人工认知与“读心”边界

第二个变化，是脑机接口对“认识论”的冲击。

通过脑电、皮层电信号与外部设备交互，脑机接口有可能延展人的感知和认知能力，形成一种带有“技术外挂”的新型认知方式。简单讲，人不再只是通过眼睛看、嘴巴说、手去写，而是有机会直接用脑信号与外界交流。

这听上去非常振奋，但风险点也不难想象：

日常生活里，语言、表情、文字都是经过“筛选”的，是我们有意识地选择给别人看的那一部分自己；

如果脑机接口在未来真的做到“更深层次的信号读取”“多脑互联”，技术层面具备了“读心”的可能，那隐私边界就不是“聊天记录会不会泄露”这么简单，而是“大脑深层状态会不会被人摸透”。

文献中强调，脑机接口带来的“人工认知”不能简单被否定，它确实在拓展人的能力边界。但前提是：要非常清晰地划定信息采集和使用的边界，读脑不等于可以随意读心，技术可行不等于伦理合理。

这件事值不值得做、用在谁身上：价值层面的冲突

在价值层面，讨论更具撕裂感。

一端，是我们熟悉的那种振奋场景：残疾人通过脑机接口参与点燃火炬，偏瘫患者重新用意念写出汉字，严重沟通障碍人群通过脑机设备完成基本表达。这些案例非常直观，社会价值也很好理解。

另一端，则是更隐蔽、但同样现实的担忧：

高密度脑数据的采集、存储和交易，未来可能成为新一轮“隐私泄露”和“数据滥用”的重灾区；

很多目标人群本身存在认知和表达障碍，严格意义上的“充分知情同意”是很难做到的，但在法律和伦理文件里，这又是硬性前提；

一旦增强型脑机接口进入“能力提升”场景，比如学习、竞赛、职业技能，谁能先用、谁用得起，很容易演变成新的不公平与特权来源。

文献的底层判断是：技术本身没有绝对的好与坏，问题往往出在制度安排、资本驱动和人的欲望上。如果这三块不控制好，再好的技术也会被用歪。

二、文章给出的三条治理路线

在分析完目前的伦理争论之后，作者给出了一条相对完整的治理思路，从制度设计、多元团队到个体责任，形成一个“上下勾连”的体系。

制度层面：在鼓励创新和防范风险之间找平衡

第一层，是制度设计。

一方面，脑机接口被明确纳入“未来产业”“新质生产力”的重点方向，政策层面需要真正在资金、场景、人才上给予支持，而不是只停留在文件表述上；

另一方面，不能一味只讲“鼓励创新”，该设防火墙的地方必须提前设好，至少包括：

脑数据采集、存储、使用的规则：采什么、不采什么，谁能看、怎么脱敏，必须有清晰的边界；

“控脑”式应用的限制：任何与强制性行为干预、暗示控制相关的场景，都应该被严格限制；

输出信息的审查与溯源机制：当一个动作或决策来自“人+设备+算法”的组合时，要能追踪信号路径，而不是让一切都消失在“黑箱”里。

对监管部门来说，这是一个结构设计问题：既不能一见风险就“一刀切禁止”，也不能只在宣传口径上高调支持，实务层面毫无准备。

团队层面：从“伦理顾问签个字”变成“全过程参与”

第二层，是多元团队的建设。

文献指出，当前不少伦理研究偏重方法和原则，真正落到具体项目上时，缺乏跨学科的细致介入。而脑机接口天生是一个“多学科缠绕”的领域，仅靠个别学科很难兜住所有问题。

更理想的做法是：

在研发、临床试验、示范应用等关键环节，从一开始就把工程师、医生、伦理学者、法律专家、社会学者等拉到同一张桌子上，而不是做完了再请伦理委员“盖章”；

在算法建模、数据标注、场景设计时，尽量避免个别人的偏见被固化在系统里，变成所谓“客观”的选择标准；

在具体项目上，拆清楚每个角色的职责边界，形成一种真正的“互相制衡”，而不是一条龙地把责任压在某个科室、某个项目负责人身上。

对企业和医院来说，这意味着：脑机接口项目不再是“技术+市场”的简单组合，而是必须预留出“伦理成本”“合规成本”，这个成本不只是写几段制度，而是具体要有人、要花时间。

个体层面：不要把所有锅都甩给“技术”

第三层，是回到每一个参与者身上。

文献提醒了一点，经常被忽视：人们在谈论脑机接口时，一方面非常害怕被别人“控制大脑”，另一方面，对自己“控制别人”的欲望往往缺乏足够警惕。类似的矛盾还集中体现在：

要求技术高度透明、公平、无偏见，但日常生活中，人自己做决策时往往很难达到这个标准；

一旦出现意外或事故，总是习惯把责任推给“系统故障”“算法问题”，而不会去正视设计、使用环节中的人祸因素。

所以，技术伦理治理很难完全依靠外部制度和监管，它最终还要落到每一个参与者的自觉：研究者、产品经理、临床医生、监管者、投资方，都需要意识到自己是规则的共同制定者和维护者，而不是规则之外的旁观者。

三、对脑机接口产业的一些现实启示

从“脑机之声”的视角看，这篇文献不是在做抽象哲学体操，而是在悄悄为未来的监管和行业规范画草图。

可以预见的几个方向：

第一，伦理问题早晚会变成“硬约束”。

脑数据治理、适应证边界、增强型应用场景、知情同意模式，这些现在看起来“离业务还挺远”的话题，很可能在不久之后，被写进地方细则、行业指南，成为项目能不能过会、能不能进院、能不能拿到政策支持的关键条件。

第二，企业和医院如果现在就开始“预演”治理，会比别人走得更轻松。

例如：

在产品设计阶段就考虑脑数据最小采集原则、隐私保护方案，而不是等到要备案、要进伦理时临时补一段说明；

在临床合作中，把脑机接口项目纳入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常规议程，探索更适合认知障碍人群的知情同意方式；

在对外传播时，少讲“意念控制”的神话，多讲真实风险、多讲治理安排，减少未来舆论反噬的空间。

第三，谁先把“规则思维”做进去，谁就更有资格参与下一轮的行业标准制定。

脑机接口的竞争不会只停留在“谁的算法更准”“谁的硬件更强”，在一个高度敏感、强监管的领域里，谁能更早地把伦理、安全、责任机制融入产品和服务，谁就更容易获得医生、患者和政府的长期信任。

结语

技术的发展往往跑在制度前面，这是常态。脑机接口的特殊之处在于，它直接触碰了“大脑”这一人类最敏感的区域，一旦出现失控事件，带来的不仅是项目的失败，还可能是整个行业的长期信任危机。

这篇关于伦理进展与治理应对的文献，其实在传递一个简单但不轻的话：

脑机接口不会因为担心风险就自动停下脚步，真正决定它走向的是我们怎样设计规则、怎样面对欲望、怎样承担责任。